四川眉山抗战将士纪念馆二楼，两个侵华日军跪像在晨光中低垂着头颅，帽檐的阴影遮住了他们的面容，却遮不住展柜里《支那事变画报》封面上刺目的铅字——“陆军省许可”“支那驻屯军司令部许可”，这些1937年东京印刷的罪证，记录了日军侵华的恶行。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上游新闻走进眉山抗战将士纪念馆，探寻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的故事。望着“死字旗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的铿锵誓言，与八路军战士皮带扣残留的铜锈，这些被时光打磨的细节警示我们：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眉山抗战将士纪念馆。图源/受访者供图
101辑《支那事变画报》记录日军恶行
在两个侵华日军雕塑背后，是纪念馆专门的“日军侵华罪证区”。建馆之前，李天玉多次往返日本，收集日本侵华的书信画报等罪证，其中最出名的当为《支那事变画报》。
1937年7月7日，日军攻占卢沟桥后开始全面侵华。同年8月3日，《支那事变画报》在日创刊，创刊号封面上印有“陆军省许可、支那驻屯军司令部许可和发行所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字样，2—100辑封面上均标明为“大阪每日、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为朝日周刊，发行所为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朝日新闻社。《支那事变画报》在日本国内印刷后运到中国发行。
展开剩余85%李天玉收集的《支那事变画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摄
《支那事变画报》中的照片和文章均为当年日本随军记者拍摄采写，记录了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10月日军侵华的所有战线、战役和战况，涉及日军侵略过的北京、上海、南京、合肥、保定、武汉、济南等中国城市。每辑《支那事变画报》里都有大量的照片，每幅照片均有详尽的说明与署名。《支那事变画报》的末页辟有“支那事变日志”专栏，记录“七七事变”后，每天发生与侵华战争有关的一切要闻动态。
“日军当年侵华非常疯狂，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他们侵华时带着记者记录，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无不在宣扬美化他们的‘力量强大’‘不可战胜’云云，把他们的快乐建立在中国人民的痛苦之上。”纪念馆负责人李天玉告诉上游新闻记者，“现在还有一些日本极右翼势力不承认侵华，这些画报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铁证的一部分。”
记者注意到，《支那事变画报》第十四辑记录了日军侵占南京的过程。该辑画报封面是4个日军登上南京国民政府大楼升旗台炫耀的画面，画报内处处可见日军铁蹄蹂躏江南大地。著名的江阴长江炮台失守后，日军在大口径炮上写上白色的大字，注明占领的时间，并在炮台前拍照。
画报中画面最多的是日军对南京的侵占，其中包括南京外围战、总攻击等战争画面，有多幅日军登上光华门、中山门，举起枪支、国旗炫耀胜利的画面，日军身后破碎的城墙和被焚毁的房屋记录了他们的暴行。
在展柜里，还摆放着几张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照片。其中一张是被斩杀的成年男子，头身分离；另一张是几名被杀害的中国人，赤身裸体倒在路边的草地上，其中包括儿童。
李天玉收集到的日军书信以及中国人民被残杀的照片。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摄
李天玉告诉记者，8月初他曾前往电影院观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尽管在观影前他大概了解电影会放映些什么内容，但观看完后他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相比日军犯下的恶行，电影拍摄的内容还是保守了许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尽管当年的战火早已消散，但历史不能遗忘。”李天玉说，他收集到《支那事变画报》全部101辑，“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是同胞们曾经遭受过的困难。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川军出征：死字旗背后的故事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救国热情空前高涨，这种抗日热情也传到了偏远闭塞的川西北山区。
纪念馆内的死字旗复制品。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摄
时年20岁的四川北川县曲山镇青年教师王建堂决心从军报国，他在当地组织青年志愿者100余人，自称川西北请缨杀敌队，到安县县政府请求上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安县县长大加赞赏，命名为“特征义勇壮丁队”。
出征之前，王建堂之父王者成用白布制旗一面送子出征，白旗正中大书一“死”字，右边题写“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则题写“国难当头……”等内容。据史料记载，安县县长在欢送抗日战士开赴前线的群众大会上展示“死”字旗，会场上群情勃发。成都新闻媒体登载以《模范父亲》为题的报道，褒扬“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
王建堂身上背负着父亲对自己的期望，转战抗日沙场上，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洪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7年中一直身处火线上，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负伤4次，多次立功受奖，实现了“伤时拭血”的誓言。
抗战胜利后，王建堂回到了家乡和父亲团聚，但那面沾满鲜血的“死字旗”却在战场上丢失了。1992年，王建堂在川北病逝，享年80岁。
2019年9月12日，在眉山市举行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爱国主义教育走进校园宣讲大型活动中，王者成的孙子王烈勋将一面他亲自盖章的“死字旗”复制件捐赠给眉山抗战将士纪念馆永久收藏。
“这面‘死字旗’在当时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由于这面旗帜的出现，当时川人报名参军抗战的热情空前高涨。”李天玉告诉记者，现在这面“死字旗”复制件现悬挂于纪念馆二楼楼梯口处。
“死字旗”只是抗战川军中的一个缩影。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人山人海，“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将士大会”在这里举行，几十万川军，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装备落后、缺粮少弹、草鞋单衣，川军一度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军队”。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战中进行了无数次艰苦、惨烈的牺牲，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8场大型会战、战役，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誉。
1943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四川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全国共征选应征青年10余万人，四川人就超过了4万人。
王者成后人为眉山抗战将士纪念馆捐赠死字旗复制品。图源/受访者供图
纪实文学《川人大抗战》一书中写到：抗战中，全国抗日军人中每五六人就有一个四川人；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共计64万余人。
四川省档案馆组织编写的《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中记录：340万川军参加抗日，牺牲惨烈，居全国之首；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有四川等少数几个省份未受日本法西斯铁蹄践踏，四川却向全国提供了20%的兵源……
“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官职最高的川军将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出川抗战前的誓言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川军抗战精神。
老照片中的八路军战士
眉山抗战将士纪念馆一楼墙壁上，悬挂着上百幅眉山抗战老兵的肖像和手印，这些是李天玉组织眉山市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共同收集而来。“整个抗战时期，眉山共有超过20万人参加抗战，其中有许多战士接连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照片中间为刘守阵的父亲刘延山。图源/上游新闻记者李文滔摄影
一楼的展柜中还有不少抗战时期的老物件，包括军装、头盔、任命状、电台以及中正剑，钢笔等。其中一幅由抗战老兵刘守阵捐赠的老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照片中，五名八路军战士身着军装正襟威立，皮带、武装等配饰尽显威严。
站在中间的战士是刘守阵的父亲刘延山。据史料记载，1931年，刘延山参加陕北红军，开展了土地革命，在革命活动中，由于战功卓著，逐渐成长为陕北红军高级指挥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延山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警备六团副团长，刘延山在山西前线英勇作战，1940年在山西黑茶山附近作战中牺牲，时年31岁。
“父亲牺牲的时候我才8岁。”在刘守阵的记忆中，父亲身材高大但瘦削，“进屋前总要埋头。”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父亲和其他游击队队员在家喝酒讨论国事的时候，“一屋子游击队员，喝着烤酒，谈论最新的形势。”刘守阵那时还小，听不懂大人们说什么，大人们闲谈之余，用筷子蘸了酒逗他，他抿了一口筷子，结果被辣得睁不开眼，这时父亲和其他队员却哈哈大笑起来。
刘守阵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在改编为八路军前，父亲和其他几名神府县老乡一起合影留念，于是就留下了这张5人身穿军装的照片。
“我小时候看到过这张照片，但是抗战胜利我回家后这张照片就找不到了。”刘守阵称。1944年在组织的安排下，12岁的刘守阵参加了八路军，在120师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1949年，南下到四川并被分配在眉山工作至离休。
后来，刘守阵经多方打听，终于在乐山寻到了一位照片中的战士。“我说我父亲就是你们照片中中间的刘延山，说罢他就拿出了这张老照片，之后我将这张老照片翻拍了两张，并将这张原片捐赠给了眉山抗战将士纪念馆。”
据介绍，截至2024年，眉山抗战将士纪念馆馆藏各类物品达万余件（套），均为民间购买及少部分的捐赠。
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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